自1968年股市扭转过往的弱势并持续攀升至1973年初的接近5个年头里，香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牛市”，政府以及少部分先知先觉的市场人士不断高呼要提防股市泡沫或过度炒卖，希望股民冷静，但却给人“杞人忧天”或“阻人发财”的感觉。到1973年3月中，当这只传闻已久的“狼”终于到来时，一众小股民才如梦初醒、慌忙走避。可惜，为时已晚，他们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
与过往的股灾不同，自1969年底股票市场开放后，很多原初对股票投资没有多大经验及认识的市民，也因股市愈烧愈旺、愈升愈有而忘我地加入了“淘金”行列，并一厢情愿地相信只要每日到“金鱼缸”走一走，便能“日赚万金、一朝发达”。某些天真的投资者甚至不顾后果地辞去原本的工作，做全职“炒股人”（股票投机者）。对于这些投资“新秀”（新手）而言，1973年的股灾无疑是对他们的一记迎头痛击，血流如注不在话下，更为惨痛的是弄致倾家荡产、债务缠身。本章首先会谈谈股市由盛转衰的过程，之后再深入一点分析石油危机对香港金融和经济的冲击，至于风暴后的调整和对策也将是本章其中一个讨论的重点。
承接1972年第4季的气势，1973年年初的股市，仍然热火熊熊。举例说，踏入1973年的首个交易日，便开出了“红盘”（升市），使买卖气氛十分炽烈。《星岛日报》更以“1973年美好开端”为文，指股市“交投极为旺盛……呈现一片秀色”（《星岛日报》，1973年1月3日）。之后，因先后传出若干有利股市发展的消息，举例如越南宣布停止战火、港府宣布兴建地下铁路以及各大公司相继宣布大派股息及红股等等，使一众股民更加“热血沸腾”。
对于股市一踏入1973年便迅速飙升的情况，当时的《股市经济周报》便以“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俱缸客、炒股蔚然成风”为题，讲述股民漠视股市陷阱疯狂炒作的情形。该报这样说：
大市向好，就算垃圾股都会起（升），咸鱼亦会“翻生”（重生），随便买一只股票，都有钱“揾”（赚），而且是“免浆熨”式（很容易）的“朝种树、晚板”（早上买入、下午卖出）……故近来读者已不再问及公司的发展情况，更不理会是否有派息或送红股。总之，已不再关心个别股票的表现问题了。大有只想到大市畅好，便“成个身瞓落去都唔怕”（什么都不怕地全情炒作）的情况。（《股市经济周报》，1973年1月7日）
看到市场只升不跌，甚至有股民过分沉迷的情况，政府官员及工商界领袖颇为担忧，并多番提出警告，叮嘱投资者要小心股市泡沫（《星岛日报》，1972年11月13日、1973年1月12日及2月10日）。可惜，金钱的强大吸引力使很多投资者忘记了股票市场的陷阱，并过分乐观地相信“前景一片大好、股市长升长有”，因而将“股市可升也可跌”的忠告抛诸脑后。
为了冷却炒风，港府一方面在1973年1月6日宣布成立“证券咨询委员会”（Securities Advisory Council），并以简悦庆为主席，其次又委任施伟贤（J. B. Selwyn）为证券监理专员（Commissioner for Securities），希望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察。另一方面则多次忠告投资者提防股市逆转，并尝试以行政手段干预股市。举例说，在该年的1月11日，港督麦理浩便公开呼吁投资者不要过分投机，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正考虑干预股市，抑制过激的炒卖活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事实上，麦理浩的话音刚落，银监处（Banking Commission）便发出通告，要求银行对股票贷款设立限额，抑制过度膨胀的投资。其次，政府又出动消防处处长，并以“防止火警”为由勒令交易所“疏散人群，以免堵塞走火通道”。
消防事务处长胡达昨日对九龙证券交易所及远东证券交易所发出火警危险警告通知书。命令这两家证券交易所减少楼宇内的人数，以便紧急事件发生时容易逃生……消防事务处高级官员今日将续往视察香港证券交易所及金银证券交易所。（《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对于政府以不同借口干预市场运作的行径，身为“远东会”主席的李福兆，则颇为不满，甚至十分气愤地说：
如果港督麦理浩爵士喜欢的话，就让他来经营远东证券交易所好了……如果交易所有火警危险，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时候采取行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
在谈到当年港府千方百计抑压股市，甚至要劳师动众地出动消防处并勒令交易所“疏散人潮”的滑稽举动时，资深股市评论员曹志明回忆时说：
1972年及1973年股市疯狂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证监处，开始监督证券市场的发展。一件有趣的事件是，香港政府为冷却股市，更以《消防条例》为名，派员把守远东交易所的大门。当时远东位于华人行，该行属旧式楼宇，消防设备并不符合规格。可见当时政府虽已察觉股市的疯狂程度，但苦无法例赋予权力进行干预。当时政府只能不断卖广告，呼吁投资者买股票“可升可跌”，投资时必须小心谨慎，但股民只闻股票“可升”，对“可跌”哪会听入耳了。（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虽然业界对政府的干预颇感不快，但消防事务处仍按惯例通知4家交易所，要求他们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限制参观人数，以符合建筑物逃生通路规定（《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在政府部门三令五申的打击下，股市终于在1月12日显著回落，单日下降了68.3点，但这个结果却招来投资者的诸多批评，认为政府落药过重、推行过急，窒碍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及14日）。
对于部分投资者的不快和投诉，政府解释有关措施只为防止投机活动，一些正常的买卖应该不会受到影响。1月14日，政府发出内部通告，禁止公务员在办公时间内私下炒卖股票。
正当港府采取行动缓和本港股票市况之际，辅政司（Chief Secretary）昨日同时对政府官员实施禁令，禁止彼等在办公时间炒卖股票。该禁令通告昨日分派各政府部门之首长，内容为： （一） 禁止使用政府办公室内之电话买卖股票；（二） 禁止官员于办公时间内擅自到股票市场与经纪行交易股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4日）
另一方面，在证监会的游说和催促下，4家交易所最终同意从1月22日起，逢星期一、三、五下午停止股市交易（《星岛日报》，1973年1月15日）。表面看来，新措施是为了让经纪可以有足够时间处理累积交易，但实际则是借缩短交易时段抑制过热的市场气氛。虽然政府尝试从不同层面冷却股市，但成效似乎并不显著。1973年1月19日的《星岛日报》便这样说：
尽管港府千方百计地使用压力意图“冷却股市”，但市民对香港的前景满怀信心，看好股市，与此同时，海外大量资金又因寻求出路而涌入香港，使刚跌不久的股市迅即反弹。（《星岛日报》，1973年1月19日）
由于市场气氛炽烈，而很多正规经纪行又挤得水泄不通，九龙旺角一带更加出现一些专卖“碎股”（零散股票）的“违规”经纪铺（即并非4家交易所挂牌的经纪），使原已被过度炒作的股市变得更为复杂。对于这些新冒起的“违规”经纪铺，报纸这样形容：“（这些店铺）有如雨后春笋般五步一楼，（情况）像买字花”（《星岛日报》，1973年1月31日）。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当时部分市民买卖股票的行为，已像赌博那样了，基本上已偏离了股票市场正规运作的轨迹，并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金融的秩序。
1973年2月3日，即农历新年年初一，该年刚巧是中国历法中的“癸丑牛年”。因“牛年”与股票市场述语中的“牛市”（大升市）相吻合，部分投资者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一个“好兆头”，使炒风更为旺盛。一则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则更加透彻地指出社会已陷入“全民皆股”的局面。不论是家庭主妇、工人阶级、白领阶级或是商人阶级，皆“谈股色喜”、“热衷炒股”。该报这样说：
股票的买卖已经深入家庭主妇和社会各阶层，市民见面谈上几句就离不开“股经”（股票话题），而市民到处打听股市消息的狂热，更有甚于以前粤省（广东省）开赌时无知妇孺争相打听字花师爷出“口电”（口头信息）的情况。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是很多（股票）零售商把商业道德置诸脑后，只以追求暴利为计（原则）。许多家庭主妇和女佣等辈，也纷纷舍储蓄而买股票，因为储蓄利息菲薄，远不如股票获利优厚。还有那些“白领”阶级之流，在办公室时间而分心旁骛，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利用电话“入货、出货”。在中区的“写字楼”（办公室）中，业（现）已司空见惯。更有官津（政府津贴）学校的教师，在上课间也念念不忘股票起落，无心教书，现已引起许多学生家长的不满。（《星岛日报》，1973年2月9日）
至于另一张专门报道股市信息的报纸——《股市新闻报》——则这样说：
去周“牛年”启市，即开了个满堂红，进展之速、市势之盛，令人咋舌。指数、股价纷在大幅上升中迭创高峰。尤以周五半日交易，恒生指数涨升达180多点，诚本港股市的空前纪录。处身此炽烈形势中，殊足令人兴奋。（《股市新闻报》，1973年2月12日）
不论报纸的报道手法差别如何，股市炽热、股民疯狂的事实已不容争辩。正当股市狂热挥之不去之时，市场又传出两项重大利好消息，使原已“庆烚烚”（热烘烘）的股市火上加油。其一是实力股汇丰银行宣布“大股拆细股”，其二是港府透露计划兴建地下铁路。
乘着股市炽热的气氛，汇丰银行终于在“牛年”开市首周（2月9日）宣布每股派发末期息3.75元及5股送1红股。其次，该银行又议决“大股拆细股”——即将每1大股拆成10股细股，提高股票的流通性。这样一来，不但只那些持有汇丰银行股票的人大获其利，买卖汇丰股票的成本（门槛），也大大地降低了。受到这项消息的刺激，翌日（2月10日）股市的炒风明显更为旺盛，恒生指数更由1267.26点上升至1449.91点，单日暴升182.65点，升幅达14.41%。
两日（2月12日）后，恒生指数突破1500点心理关口，报收1503.14点，使一众股民更加喜上眉梢、雀跃非常（《股市新闻报》在1973年2月13日），难怪当时的证券监理专员施伟贤会颇为不屑地说：“只要把一只狗上市，（其股票）也会有很多人购买”（《星岛日报》，1973年2月12日）。再过两天（2月14日），美国宣布将美元贬值一成，港府虽然表示维持港元汇率不变，但股市只略为回落。之后，由于港府宣布计划兴建地下铁路，借以改善不胜负荷的运输系统，股民的情绪再次被推上高点。
又再过两天（2月16日），港府公布由3月1日起，所有申请上市的公司，招股章程必须向公司注册处注册，而招股章程须列明一切必要的资料，包括公司历史、管理人员、过往业绩、财政状况等（《星岛日报》，1973年2月17日）。到了2月26日，外汇银行公会更宣布由3月1日起提高存款（及最优惠贷款）利率。可惜，各项冷却措施只收一时作用，在狂热投机气氛之下，恒生指数仍节节攀升。举例说，在2月26日时，恒生指数为1509.67点，2月28日已上升至1625.63点，到了3月2日，更上升至1744.39点。也即是说，在短短的一星期内，指数上升了15.6%（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
概括而言，1973年1至3月的成交量分别为94.49亿元、95.43亿元及94.93亿元，全季成交量（284.85亿元）已比1971年全年成交量（147.93亿元）高出1倍，也占了1972年全年成交量（437.58亿元）的七成，至于在这个季度新上市的企业，则多达85家，吸纳资金达8.1亿元，以数量计，也较过往任何一个季度高。在“只要股票，不要钞票”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市民一窝蜂地抢购股票，使股价的升幅远远脱离了公司的实际盈利水平。回头看，这时期盲目而不理性的投机活动，正是3月中期以后股市崩裂的重大原因所在。
进入3月份，香港的股票市场已因过度炒作而危机四伏。部分获利丰厚的股坛老手见势头不对早已急流勇退，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股海“新丁”（新手）仍兴高采烈地在追波逐浪。1973年3月9日（星期五），一个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日子，既没有特别轰动的利好消息，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资金涌入，恒生指数却因市场过度炒作而飙升至1774.96点的历史高位，单日成交量达6.19亿元，使很多股民极为雀跃（《星岛日报》，1973年3月10日）。
可惜，到了下一个交易日（3月12日，星期一），股市便因发现3张合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假股票而逐步滑落，并触动了一浪接一浪的抛售潮。以下让我们引述《星岛日报》在1973年3月13日及3月15日两则分析股市形势的报道，看看股市由强转弱的过程。
承接上周五的气势，晨间（上午）开盘，各股份造价仍甚壮观。但此股劲力只属昙花一现，未几即遭受庞大回吞压力袭击，使到各股份作价纷纷回落。据股市中人透露，形成昨日跌市之主因，是银行收紧经纪的借贷。与此同时，“淡友”亦乘机作祟，使昨日的股市走势软弱……总成交量下降至4.97亿元，恒生指数则报1734.90点。（《星岛日报》，1973年3月13日）
昨日股市交投不止大减，市势亦甚低残……令股市出现如此气氛，一方面是银根收紧，其次是发现3张合和公司假股票问题，引致一些“搓家”（持货者）诚惶诚恐，未知自己所持之股票是否伪造。有此心理作祟，遂将本人所持之货快速放出。（消息）一经传扬开去，盲目跟风者多，而“淡友”亦乘机“吓市”（恐吓），遂造成股市颓势……（昨日）总成交达4.03亿元，恒生指数报收1604.25点。（《星岛日报》，1973年3月15日）
事实上，对于市场因发现假股票而诱发更大规模“散货套现”问题，3月15日《星岛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颇值得我们注意。该评论这样写：
因（发现）几张假股票，即引起股价连续下跌，可见本港股市本质脆弱，禁（受）不起一点风吹动……近来股市狂热，几乎无人不在悉索敝赋，从事股票的申请（认购）和买卖，其动机多非投资保值，而是投机，以求暴利……对于这种情势，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感到其间孕育着很大的危险性。（《星岛日报》，1973年3月15日）
之后，股市仍无法摆脱弱势，并且愈跌愈急。由于气氛逆转，部分投资者便因“走避不及”而蒙受巨大损失。对于这种情况，报纸的报道是：“连日股市急跌……许多股票持有者对着这个凄惨的跌风，无不焦头烂额、胆战心惊，大有谈虎色变之势”（《星岛日报》，1973年3月23日）。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3月上旬的“大跌市”，只是这场巨大灾难的序幕，真正的“焦头烂额、胆战心惊”还在后头。那些不肯在此时“止蚀离场”，甚至抱着“趁跌市拾平货”的投机者，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3月26日，另一场股市大泻又悄悄莅临。该日，恒生指数由1417.98点下跌至1229.28点，单日下降了188.70点，跌幅超过一成，使市场大为震动。不知是否别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澜，还是真的有“大好友”相信“跌市”只属技术调整，当时还有少部分市场中人指“股市很快便可止跌回升”，因而建议“趁低吸纳”（《星岛日报》，1973年3月26日）。可惜，这个过度乐观的预测，两年内也无法兑现，而股市的跌浪也在“庄家大户”不断抛售的压力下愈跌愈急，也愈跌愈深。
事实上，股市从高位回落初期，不但部分市场中人确信只属技术调整，港府也认为是短期现象。由是之故，税务局还在4月4日发表“买卖股票之盈利须纳税”的广告，计划向股票投资者征税，消息使一众股民更为惶恐，加剧了市场的抛售潮。到了4月9日，恒生指数终于跌穿1000点的心理关口，报收934.50点，使气氛由悲观转为惶恐。事实上，在短短的30日内，恒生指数合共已下跌了800多点，跌幅接近五成。跌势之急、跌幅之大，真是令人“谈股色变”。
由于股市跌势过急，并有迹象会冲击金融系统和影响社会稳定，4间交易所和银行负责人乃约见财政司夏鼎基（P. HaddonCave），商讨“稳定股市”的政策（《星岛日报》，1973年4月10日）。经过数轮会议，政府仍一直坚持“不会干预自由市场运作”，但对银行及交易所推出的一些自发性措施，则表示会给予支持。这些措施如下： （一） 押后新股上市3个月，减少股票供应；（二） 严限经纪24小时内交收，抑压抛空炒作；（三） 部分大型银行同意放宽股票按揭贷款，放松市场银根；（四） 解除外汇管制，挽回市场的投资信心（《星岛日报》，1973年4月11日、12日及13日）。
虽然政府或市场中人不断呼吁投资者“保持冷静、不必惊慌”，甚至说“股市快将回稳”或“香港经济基础稳健、前景看好”等，希望可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并扭转市场的跌势。但一切努力似乎并不奏效，股市不但没有掉头回升，反而愈跌愈深，使一众股民更加慌乱失措、惶恐不安。
对于这时股市一泻千里、长跌不止的情况，不同人士提出不同看法，《星岛日报》便综合出三大原因，其一是银行“迫仓”（追回贷款），其二是假股票风波，其三是热钱抽走（《星岛日报》，1973年4月30日）。至于“远东会”的李福兆，则从业内人的角度提出一些补充，他说：
1973年之股市狂热终止于3月中旬，其倾泻之原因，系触发于某大上市公司少量伪造股票之发现，转剧于4月初税务局刊登告白（广告）于报章，敦促惯常投资证券人士填报溢利税。其他打击股市之原因，还包括银根短缩，以及冻结管制楼宇租金，致使那些心存畏缩之投资人士，更为立心不定，且直接影响了上市地产公司的利益。其后又续有数家活跃上市公司发现伪造股票，股市遂一蹶不振。（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 2）
虽然市场对股市急挫的说法莫衷一是，但《星岛日报》提出的另一观点，则颇有启发性，也很值得股民细心玩味。该评论这样写：
关键是本地的投资者，特别是那些盲目跟风而毫无投资知识的小户，对于股市的看法实在太天真了。他们给纸上的财富激起赌博的天性，以为股市是一个永远淘不尽的金矿，而完全不明了包裹在糖衣里面的股市真相……有些新股的招股章程中，可发现一些惊人之笔，例如组成公司日期只在上市之前一两个月，公司资产大部分购自公司董事等等。（《星岛日报》，1973年4月30日）
也即是说，真正导致股市崩溃的，其实不是什么“假股票、迫仓和热钱抽走”，而是投资者不健康的投资行为。举例说，自股市突然开放后，部分股民已视股票市场为金矿，并大举进行炒作，少部分投机者甚至不务正业，整天只懂在“金鱼缸”（交易大堂）内溜达，奢望一朝发达。可以这样说，当股市泡沫急速膨胀、炒味浓烈之时，报章杂志、工商领袖以致政府官员等曾多番呼吁投资者要小心，不要跟风炒卖或误信小道消息，但他们总是“听不入耳”（不肯听从），甚至认为那些告诫只会阻碍他们“发达”。
在股票价位越升越高之际，各行各业或各个阶层的投资者，对任何苦口婆心的劝告，均充耳不闻，其中部分人士更索性辞去原职，做交易所会员或经纪职员。于是，某大银行一个月内有百名职员辞职，九龙某校校长捧着经纪牌转行等怪事，更是层出不穷。政府亦恐跟风者无心工作，而通告公务员不得在工作时间内进行股票交易。（《星岛日报》，1973年5月2日）
话说回来，在股市热火朝天之际，那些曾经在股市中获利的人确实风光一时。什么“鱼翅捞饭”、“白兰地漱口”一类使人咋舌的行径，更一时成为潮流（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星岛日报》一则有趣的报道，便让我们清楚看到“赢钱时意气风发、输钱时垂头丧气”的行为。该报这样写：
据一海味代理商指出，自去年以来……南北行每日海味价格之升降，与股市走势的起起落落相若，显示股民的喜怒哀乐，已和股市的进退升跌紧紧地扣在一起。（《星岛日报》，1973年5月2日）
从3月9日股市逆转起至5月8日收市，股市连续下跌了两个月。在这段“日月无光”的日子里，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叫苦连天。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很多股民均乞求政府插手，阻止股市继续下滑（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星岛日报》也在5月7日刊登了一篇名为《港府该放手买港股票》的文章，敦促政府救市。文章这样说：
在接近两个月的大跌市中，不少股票比今年的最高价跌去百分之六十以上，个别甚至跌去百分之八十以上，跌幅之大，跌势之急，为香港空前仅见。股市这样的暴跌，对香港工商业的正常活动和居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采取措施恢复股市“全日”买卖，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求港府从存放在伦敦的大量英镑储备，拿出一部分，以长线投资的形式买入本港的蓝筹股票。这样一来，香港股市肯定会由冷转热，从跌转升。（《星岛日报》，1973年5月7日）
为了“救市”，4家交易所宣布由5月7日起恢复全日交易，希望借延长交易时段而刺激交易、扭转跌势。之后，证监专员施伟贤又公开表示，“香港经济前景良好，市民不用过虑，股市信心可复”（《星岛日报》，1973年5月9日）。受到各类“救市”措施刺激，股市总算在5月9日的低位（656.03点）中反弹，并上升至5月14日的742.45点，而港督麦理浩在5月18日公开表示香港股市已经回复正常的言论，又使股市进一步上升至5月21日的861.54点（《星岛日报》，1973年5月19日及22日）。不过，这个短暂的反弹浪维持不到两星期，踏入5月22日，股市又在“庄家大户”趁反弹势头“大举出货”的影响下调头回落。
针对股市急跌初期股民前仆后继地“趁低吸纳”但后来却“反手被困”，变成“大闸蟹”（持货被困者）的情况，《星岛日报》不无幽默地将这批“大闸蟹”分为四级，进而阐述他们所面对的困境。
股市中的“大闸蟹”，现时可分为几个级别。如在恒生指数1700多点购入的，称为第一级；在指数跌了500点后入货的，称为第二级；在指数跌到1000点左右时认为买入可以安全无虞的，称为第三级；在跌到800点以下，相信是“执平货”的机会而毫不犹豫买入的，是为第四级。由于这个跌势好像是漫无止境的，那些第一级的“被绑者”，固然回天乏术，“打定输数”；那些第二级的买家，亦有不少见势不佳而弃甲曳兵……至于那些第三及第四级受害者，他们原本是“大淡市”中支持股市的“义士”，并且认为在这个指数中入货，决不会“损手烂脚”；他们甚至想到，如果他们这一条“防线”守得稳，就会逐渐吸引其他买家的兴趣，形成一种“承接力”，扭转跌势。不料他们竟然也“失手被擒”，这更使人心寒，直把股市看作“生人勿近”的陷阱，而股市也沉疴不起，不少股票均跌破了底价。（《星岛日报》，1973年5月12日）
到了该年的6月27日，市场终因企业市值大跌而爆出有“公司遇到财困”的问题。首家突然传财政困难的公司，是一家专门代客买卖股票的财务投资公司，名为华利来财务投资公司。据报道该公司在股市崩溃时擅自动用客户的股票作抵押，借以应付本身资不抵债的财政危机。当客户作出投诉而警察又上门调查时，负责人已“人去楼空、逃之夭夭”，使公众极为关注（《星岛日报》，1973年6月26、27 及28日）。
由于投资者忧虑陆续会有公司“爆煲”（财困），因而不敢持货（股票）太久，甚至不计后果地大举抛售，使恒生指数进一步下跌至7月11日的494.45点。之后，股市曾一度出现技术性反弹，并由500点左右上升至7月18日的602.34点、6月24日的678.47点及7月27日的735.15点。不过，从7月28日起，股市又再次向下摸底（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3）。
踏入8月份，股市仍在连串不利消息影响下继续滑落。其一是立法局通过收紧开设交易所法案，其二是陆续发现假股票，其三是银行提高利息。首先，让我们谈谈政府立意收紧股票买卖空间问题。自1972年下半年股市急速升温开始，立法局已开始讨论监管的问题，只因立法需时，政策没有即时出台而已（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9721973）。到了1973年8月1日，立法局终于通过《禁止开设期货交易所条例》（Stock Exchanges Control Ordinance, 1973），至于其他相关政策，也密锣紧鼓，很快会宣布。名如其意，该法例的目的旨在禁止新交易所的出现，以免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法案虽然没有改变当时交易所的数目，但政府希望收紧市场活动空间，并加强股票买卖监察的态度，则十分明显。
市场陆续发现其他公司假股票的问题，也给投资者添烦加忧。自3月12日发现合和公司的假股票后，还陆续发现怡和公司及和记公司的假股票。到8月9日，警方终于大举行动，并在铜锣湾破获香港有史以来第1 个伪造股票集团，搜出用于制造假股票的柯式印刷机及锌模等设备，拘捕2人。同日，又在渣华道一单位内搜出200余张怡和公司的假股票，按当时的市值计算，约值300万（《星岛日报》，1973年8月10日）。再到8月21日，证券交易所宣布停止怡和股票交易48小时，以便警方查证相关交易。虽然警方已捣破伪造股票集团，但9月18及19日仍陆续发现利兴、美汉及东方海外等假股票的情况，又再使人想到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投资信心一直难以恢复。
至于利息趋升则是另一加速股市下滑的重大因素。踏入3月份，外汇银行公会（Foreign Exchange Banks Association）宣布提升存款利息。初时，由于股市仍然炽热，投资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并不介意轻微的成本增加。但是，当股市逆转后仍不断在6月14日、8月1日、8月16日、9月1日及9月10日等提升利率，则对股市造成了沉重压力。所谓积少成多，大约3个月内的5次加息，已使存款利息由1厘多加至4厘（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面对“息魔”肆虐，疲弱的股市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不利消息浪接浪，股市也一直无法摆脱弱势，并长期处于疲不能兴、只跌不升的困境。事实上，自1973年3月12日跌市开始至9月中旬，香港股市已跌去了接近1200点。《星岛日报》一篇评论文章，正好说出股市“满目疮痍”的情况。文章这样写：
经过大泻狂潮后的股市，已经面目全非，只有4个月左右，恒生指数便由最高峰的1700多点跌至500多点，高低相差约1200多点，许多炙手可热的蓝筹股，最低限度下跌了七成半，或者仅及顶位的六分之一。至于一些被认为是“蚊蝇”的细价股，更有“疮痍满目”之感，一些被认为质素较优良的，固然大幅滑落，由10元以上，跌至二三元，或者由五六元的，下跌至一二元，另外一些质素较次的，则跌破了底价，侥幸的值回原价五六成，有些更完全没有买卖，连招牌都掉在底层里，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星岛日报》，1973年9月17日）
到了1973年年底（12月24日），恒生指数进一步下跌至只有400.21点。圣诞节过后，股市虽然略有反弹，但全年最终仍以433.70点收市。与3月9日高峰的1774.96点比较，在短短的10个月内，恒生指数足足下降了七成半，而全年成交量虽有482.17亿，但若扣除首季度的284.85亿元，其他9个月合共只有197.32亿元。也即是说，3月份后的股市，跌势之急、跌幅之大，的确十分惊人（《香港年鉴》，1974年；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3）。
回头看，很多论者都觉得股民漠视市场风险，并误信“买股可以致富”一类似是而非的歪理，才是真正触发股市急跌，并导致他们焦头烂额、债务缠身的原因所在（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Wong, 1986）。事实上，当股市泡沫日见膨胀之时，政府为了防止股民过度炒作，曾印制了一些《购买股票须知》的小册子，放在银行及证券交易所，免费派发，警惕股民小心。但是，那时的股民正埋首炒卖，哪会注意到什么小册子，更不用说会拿来阅读了，至于“小心风险、谨慎投资”一类警惕性的说话，自然也不会听进心里了，而那些小册子最后也因没人问津而被逼收回（《星岛日报》，1974年3月5日）。
在谈论当年股民投资知识较弱，跟风炒作势盛而制度法规又欠完善等问题时，1975年2月26日《星岛日报》刊出的一篇文章，便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该文章写道：
如果我们想深一层，便会发现这次股市大跌的基本原因，是本地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如果不是，恒生指数绝不会升至1700多点的高峰。如果投资者在1700多点时购入置地公司的股票，当时的股价为50.5元，市盈率为178倍。即是说如果市盈利保持不变，投资者只能到178年后才可归本……既然香港对上市公司的认识不大，政府及交易所对新公司上市应有更为严格的管制。不良公司只会是股票市场的负累，既荒废资金，又给香港带来不雅声誉。（《星岛日报》，1975年2月26日）
从这个角度上看，1973年的股市崩溃，似乎不是什么外围因素冲击，而是投资文化未开、投资知识薄弱、企业质素参差、监管制度欠善等内在因素引致。若不针对这些弊端着手改革，香港的股票市场实在没可能重新站得起来，更说不上可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了。
正当股市江河日下之时，一直称为“工商业血液”的石油，则因中东政局急速转变而出现油价飞涨的问题，对各行各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世界经济以至香港的股市，也陷入前所未见的困窘之中。要清楚掌握这场世纪能源危机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先概括地谈谈1973年10月初的第4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6日，一向信奉伊斯兰教而与以色列水火不容的埃及和叙利亚，联手突袭以色列，掀起了第4次中东战争，引起世界社会极大的关注。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主要是欧、美及日本等国），以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简称OPEC）决定以石油作武器，制裁那些偏帮以色列的国家。10月18日，沙特阿拉伯带头减少石油生产量，并禁止将石油输往美国。由于沙特阿拉伯的行动获得其他OPEC成员的支持，石油减产和禁运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其他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因而触动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董瑞麒，1984）。
作为滴油不产的能源输入城市，在这次危机的打击下，香港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至于市民及政府可以做的，除了尽量节省、减少消耗外，似乎也别无他法。由于当时的石油供应主要由英、美六大油商所控制，当OPEC提升油价时，香港的油商也理所当然地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并迅速增加油价。
事实上，自踏入1973年起，由于中东局势紧张，部分产油国已减少生产，使国际油价拾级而上，而香港油价也紧跟其后（表13.1）。该年的1月2日，一直主导香港能源市场的英美六大石油供应商——壳牌、美孚、高富、德士古、半岛、标准，便以国际油价上涨为由，宣布在1月3日起提升石油及相关产品的售价，整体增幅达4.5%（《星岛日报》，1973年1月3日），使很多石油消耗行业如运输、塑胶生产及化学纤维制造等大受影响。
大约半年后的7月4日，这六大石油公司又再次以成本增加为由，提升售价，这次的整体加幅约为5.0%。到了10月25日，即中东战争发生后，油公司又以国际原油供应大减为由宣布第三次提升油价，这次的平均升幅为4.5%（《星岛日报》，1973年7月4日及10月26日）。在油价日高的情况下，港府在11月10日宣布成立石油政策委员会（Petrol and Oils Advisory Committee），专职研究应付石油短缺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星岛日报》，1973年11月11日）。
表13.11973年~1974年石油及相关产品价格转变（港元）
加价日期* 超级汽油 普通汽油 汽车柴油 工业柴油 重质柴油 火水 石油气
1972年底 3.75 3.40 2.70 1.29 1.03 1.7 0.56
1973年
1月3日 3.85 3.50 2.80 1.36 — 1.80 0.62
7月4日 4.00 3.65 2.90 1.43 1.20 1.85 0.65
10月26日 4.10 3.75 3.00 1.53 1.30 1.95 0.67
11月27日 4.40 4.05 3.30 1.68 1.60 2.25 0.73
1974年
2月21日 5.25 4.90 4.15 2.53 2.45 3.05 0.93
11月13日 5.45 — 4.20 2.58 2.50 3.10 0.95
*除石油气的计量单位为磅（pound）外，其余均为加仑（gallon）
资料来源： 《星岛日报》，1973~1974
当香港面对“油荒”之时，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则在11月19日决定增加石油输港，以舒缓香港的能源短缺问题。对于中国政府的举动，一向立场颇为“反共”的《星岛日报》，也在“大陆火水加额运到”一文中，借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兼副布政司祈廉桐（M. D. A. Clinton）之口，阐述大陆燃料输港有助舒缓香港能源短缺问题的看法。
由大陆供应本港的燃料，随即响应号召，增加输入。对于他们（中国）能够如此协助本港居民，我们深为感激。事实上，大陆输港的燃料，实有助减少本港日后可能遭遇的能源短缺困难。（《星岛日报》，1973年11月22日）
正当普罗市民为大陆增加燃料输港而拍掌称好之时，壳牌及美孚等石油公司又在11月26日第4次宣布提高石油及相关产品的价格，这次的加幅高达13.7%，使工业生产、商业营运和居民生活等百上加斤。
面对愈来愈急剧的油价飙升和供应渐趋紧张，港府相继宣布实施《1973年紧急管制（汽油）法令》［Emergency （Control of Oil） Order 1973］ 及《1973年紧急管制（广告、陈列及泛光照明）法令》［Emergency （Advertising, Display and Floodlighting Restriction） Order 1973］，规定自1973年12月10日凌晨开始，推行连串节省能源政策，又实行灯火管制，严格限制商业及康乐灯光的使用和开亮（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Extraordinary, 7 December 1973）。其次，又宣布实施夏令制，藉以减少能源的消耗。
与此同时，港府高层又加紧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大陆能增加输港石油的数量。1974年2月4日，当英美六大石油公司再次向政府申请提升油价时，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祁廉桐同时宣布，港府决定打破过往石油供应由英美公司垄断的惯例，批准华润公司在沙田、青衣兴建油库，而中国政府则答应在1974年内配给各类石油产品30万吨，以解香港燃眉之急。
鉴于本港由中东方面所获供应的石油，预期将会减少百分之十，故而中国大陆石油输港，无疑将极受欢迎……政府在经过与华润公司进行商讨后，决定拨地以供该公司储存石油。（《星岛日报》，1974年2月5日）
虽然中国政府同意增加输港石油的数量，但市场占有率多达九成的英美六大石油公司，又在2月20日宣布大幅加价，这次的加幅更高达两成半（《星岛日报》，1974年2月21日；表13.1）。事实上，自第4次中东战争在1973年年底结束后，原油的供应已渐恢复正常，但香港的石油公司则因追求本身利润而不断加价，举动使市民极为不满，社会怨声载道。
正因为供应恢复正常，港府宣布自1974年5月1日起，取消一切灯火管制及节省能源的紧急法令，并停止呼吁市民节约使用能源的宣传（《星岛日报》，1974年5月24日）。虽然石油供应恢复正常，但油价并没有相应回落。恰恰相反，大约半年后的11月13日，六大石油供应商再次提升油价（表13.1），使市民生活百上加斤。也即是说，国际石油供应虽然恢复常态，高油价的余毒仍挥之不去，并无孔不入地侵蚀着香港的民生和经济。
回说石油危机与股市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说，石油危机虽然没有直接打击股票市场，但它对整体经济、工业生产，以至市民生活等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则最终导致股市一蹶不振。由于油价上涨，各行各业的边际利润也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受到削弱，至于那些依赖石油及相关产品做原料的行业，所受的打击就更加不用说了。由于经济表现差强人意，企业营利自然乏善足陈。
正如上一节中提到，1973年圣诞节过后的数个交易日内，股市曾一度反弹，使投资者以为股市可以扭转劣势。是年年底《星岛日报》的“股市分析”专栏中，便以“股市恶运已成过去”为题，祝愿香港股市可以在新的一年“走出低迷、止跌回升”（《星岛日报》，1973年12月31日）。可惜，这个良好的祝愿，并没在1974年实现。
事实上，1974年初，股市曾一度出现技术性回升，但力度不大。1月21日后，在高油价及英国工党上台等连串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恒生指数又由481.86点反复下滑至5月1日的290.14点，短短3个半月内，跌幅高达四成。针对当时股市内外交困、疲不能兴的情况，《星岛日报》的股市评论专栏这样说：
由于石油价格高涨，一切必需品的价格也持续上升，金融市场的波动，更显示了通货膨胀的走势，仍没停下来。在银纸（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股票的价值自然比不上1972年。如果按实际价值计算，恒生指数就算回升至600多点，也不及当年的300多点（何况当时的指数连300点也没有）。（《星岛日报》，1974年2月4日）
由于3、4月间的跌势过急，加上汇丰银行在5月2日宣布放宽股票按揭贷款的限制，股市再次出现急剧反弹，恒生指数持续回升至6月14日的466.45点。这算是股市崩溃后一个颇为“像样”的反弹。但是，由于当时石油危机的压力仍在，加上世界及香港经济严重萧条，股市又从6月14日的高位中不断往下沉，并屡创新低。举例说，8月28日的恒生指数便下跌至260.01点，10月底下试224.42点，11月11日更跌穿200点的心理关口，该月月底则报收166.86点，12月10日，更下跌至6年来的最低点——150.11点。该年年底，恒生指数报收171.11点，而四会全年总成交量则萎缩至只有112.46亿元（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5;《香港年鉴》，1975）。
由于投资信心薄弱，加上市场一片死寂，该（1974）年只有3家公司逆市而行，申请上市。这3家公司分别是2月中上市的日资企业三井洋行（Mitsui Limited）、5月中上市的菲（菲律宾）资企业碧瑶金矿（Baguio Gold Mining Limited）及7月底上市的本地资本香港隧道公司（Hong Kong Tunnel Limited）。
经历过1973年及1974年的大跌市，1975年初股市总算在美元大幅减息和技术性“超卖”等因素带动下大幅反弹。1月份开市，指数由171.11点持续上升至月底的220.23点。之后，升势持续至3月11日的324.78点。相对于1974年12月10日的150.11点，短期内已反弹116.4%。3月11日后，股市略有回吐，但幅度不大，3月底又再次回升至6月9日的341.57点。
6至11月的股市虽然反复向下，但交投疏落，指数只在300点左右徘徊。到了12月，股市再次转活，并以年底的高位350.00点收市。该年四会总成交为103.35亿元，较上一年微跌一成左右，而整年只有新鸿基证券（Sun Hung Kai Securities）新上市，这或者可作为该年股市表现差强人意的一个注脚（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5;《香港年鉴》，1976）。
综合而言，1973及1975年间的股市，可谓风急浪高、多难多灾。股市从高峰急跌，已使部分盲目投资者在股海中“没顶”；俟后的环球性石油危机，又使大市“回气乏力、每况愈下”。事实上，在投资气氛沉寂而经营成本急涨的冲击下，股市疲不能兴已不在话下，各行各业朝不保夕、倒闭破产成风的情况，更使香港经济一片萧条，失业大军也屡创新高。
在经济衰退的袭击下，工业界的打击最甚。停工关厂者时有所闻，即能维持开工的工厂，亦多减少开工日数，使失业或半失业的人数日增。据估计，全港的失业人数已超过20万人，若以工业就业人数为100万人计，则已达百分之二十。（《星岛日报》，1975年3月13日）
可以这样说，股市崩溃后的一段急速经济衰退期，使很多企业被杀个措手不及，甚至乱了阵脚，并导致骨牌效应般的连串企业倒闭和失业率飙升等问题。这种情况，相信是1967年暴动后香港社会及经济所面对的另一次严峻考验。
